香港二樓書店 > 新工業國：企業經營者如何左右經濟與政治大局

前言

經濟不調的風險與機運

　　現有經濟理念都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──在所謂凱因斯革命（Keynesian Revolution）之後──數十年間，或經教授或由宣傳而形成。它們已經是根深柢固的東西，想憑反對意見或相異看法改變它們絕非易事。古典經濟理論的弱點在大蕭條（the great Depression）期間暴露無遺，它們無力以任何適當方式解決經濟體系失效的問題，它們愈來愈陷於強大的抨擊聲中。所幸，現在世人對經濟理念又再有了共識，極希望這樣的共識能持之久遠。

　　這種共識是由許多各不相同的經濟理論融為兩部──總體經濟論（macroecnomics）與個體經濟（microeconomics）──而成。總體經濟論認為，經濟體系若任由其自行發揮，其整體表現無法臻於佳境。若要使經濟體系適當發揮功效，由國家透過中央銀行代理或直接進行干預，實有其必要。

　　個體經濟論關切的是公司行號，是它們與市場的關係，以及它們在總體經濟政策安排與運作下的企業經營藝術與相關智慧，經濟體系原應有最佳表現而不應橫遭政府干預。

　　所有個體經濟論的中心思想就是市場。公司必須不斷調適其價格與商品。在正常（也是極可敬的）完全競爭或大體上完全競爭的情況下，沒有一家公司能控制價格，或對價格有重大或持久的影響力。公司只能完全屈服於市場的非個人權威下。在自然而然追求最大報償的過程中，公司別無選擇，只能遵從市場賦予它的價格與成本。它並不能以最有效、最有力的方式反映這種外來影響力，只能以可能預期的最佳因應之道加以反映。就所有相關方面而言，公司都只是俯首聽命於市場支配的工具而已。這不是偶發現象，情況一直就是如此。使得市場供求的管理成為必然的凱因斯革命，對於這種行之多年的「市場主宰公司的」現象並未探討。

　　就此現象而言，儘管教科書上對其大肆加渲染，但它也有個例外。這個例外就是壟斷，或者更精確言之，就是各種型態的市場不完善性──一個廠商由於壟斷貨源供應控制權而能控制價格；少數幾家在貨品供應方面各有敏感利益的公司調整生產，以保證一般價格對其有利；由於擁有某一特定廠牌、或某一遠離競爭對手的特定地點，故而取得價格的部分控制權。不過即使在這些例外情況下，公司仍然必須因應市場支配力的外在環境而調適。公司確實可以憑藉這些條件訂定生產規模或控制銷售，使其得以較完全競爭情況下，生產與銷售較少而賣得較高價格。但對壟斷或寡頭控制而言，就如同對相互競爭的公司一樣，最終控制權仍為買方透過市場而做成的決定。這些決定使得需求減緩，使所有經濟法則得以彰顯，壟斷者於是被迫調整生產，最終根據這些法則而控制生產。消費者主權與競爭仍為最後決定一切的權威。壟斷之類的行為只能造成一段有利於生產者的利益調整而已。

　　個體經濟論還有兩個進一步的假定。儘管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規模大，對價格有影響力（或者，一些強有力的買主對其成本有影響力），有些則否；但就本質而言，所有公司在動機與基本性質上都是一樣的。它們的動機都在於求取最大利益。這種慾望強大無窮、無所不在；公司的組織完全基於這個目的而定。

　　第二個假定是，對公司所有人而言，利潤的產生是理所當然的事。這些人──即公司所有人，是公司指導方針的權威或權威的來源。這是資產授予的力量；雖然這個名詞已經帶有一些不太好的含意，使得人們在使用它時多少有些顧慮，但這就是資本主義。

　　現代個體經濟論的三大支柱如下：消費者至高主權，所有公司無分大小均需因應這個最終權力；絕不容情追求利潤，此一原則在教科書中稱「最大化報償」（maximized return）；公司的一切權力屬於所有權，或由所有權衍生而來。即使今天，人們在這三大原則的確認上，仍有一種共同認知。可以肯定地說，每個人都對這三個原則深信不疑。

　　另外還有個更進一層、特別重要的假定，就是競爭的存在。如前文中所指，在壟斷的情況下，公司的作為不會符合社會價值。壟斷市場的公司可以透過若干運作，使價格高於社會必須、或社會希望付出的價格；而在一個具有同樣效率生產廠商的競爭性市場中，這種社會意願能起制衡調節作用，使廠商訂定反映市場的合理價格。或者可以說，由於擁有強大的購買立場，壟斷者可以支付較少的價格而取得同樣商品──成品賣方壟斷時，原料必然買方壟斷。有鑒於這些缺失，在已為大眾接受的個體經濟論中，於是出現一種對於競爭近乎是神學般的崇拜。競爭一方面確保社會最佳利益，同時也是這種利益的現成測試劑。對於參與這種系統的大型公司，個體經濟認為大商業與壟斷兩者之間一定有關聯，這種世人接受的觀念造成一些不便。而這個狀況導致反壟斷法，個體經濟論最強調、最重視的就是這個法則，特別是在美國。眾所周知，工業的性質或結構因反托辣斯（反壟斷）法的執行而有實質改變，這一點無人能置疑（不過，的確有不少人曾設法推翻這個論點）。但在已經施行這類法規的美國、加拿大與部分施行的英國等國，與其他未施行這類法規的國家，經濟發展情況依舊極為類似。面對全球各地巨型公司林立，與經濟學家宣揚的競爭模式大相逕庭，經濟學家總能找出一個遁詞；「反托辣斯法應該加強執行。」就這樣，反托辣斯法或者對一般大公司不斷造成些許困擾，卻也成為律師們的重大財源，也成為才枯智窮的自由派論者不可或缺的避難所。

　　現在，我必須在時序上倒退數年。如前文所指，在凱因斯革命以前，個體經濟論與總體經濟論兩者之間並無區別，世人甚而根本不知道有這兩個名詞。經由商品出售，換得薪資、利潤、利息或租金等等購買商品的資金；商品的出售創造本身的需求。在法國經濟學名賽伊（Jean Baptiste Say）訂定的那項幾乎已可稱為不朽的「賽伊法則」中，對這一點已有詳細闡述，而近代經濟學大師亞當•斯密（Adam Smith）也堅信需求永遠等於供給。當然，人們很可能將所獲得的利潤、租金、或工資的一部分儲蓄起來不加花用。這是一件極端瑣碎的事；儲蓄額愈高，意味利率走低，可用在投資上的金錢愈高，於是在需求方面出現補償性的增長。如果開支暫時無法保持一致步幅，價格與工資的調整──又是由於市場影響──會促使需求與供給相等。這樣再次保障了需求的不虞匱乏。這種有益條件延伸至勞動市場後，即使有偶發性失業現象，工資會朝下自我調降，使得所有的勞動人口均得到雇用。

　　經濟大勢之所趨在於尋求全面就業的平衡。這就是所謂平衡經濟（eguilibrium economics）。在研究這種經濟體系時，人們一定會對它的近乎完美有某種驚嘆──至少直到我年輕求學期間，情況仍然如此。

　　但這種大體完美──這種走向全面就業平衡的趨勢──卻遭凱因斯（John Maynard Keynes）的無情粉碎。還有其他一些人，包括深受岡納•默達爾（Gunar Murdal）鼓舞與影響的一批瑞典青年經濟學者，與威廉•佛斯特（William T. Foster）以及華迪爾•凱琴斯（Waddill Catchings）等兩位頗遭非議的美國人，曾先凱因斯提出同樣主張，不過他們都為時人駁斥，兩位美國學者更被抨擊得體無完膚。但凱因斯的權威令人惴惴不安，也讓人無法輕易抵擋。他認為現有經濟學說中，所謂需求充分性與全面就業平衡並非必然。當人們或公司決定減少開支看緊荷包時，需求短缺現象將出現。此外，由於有工會與其他抗拒工資與價格自由變動的勢力存在，促成全面就業的市場調節機能可能不會發生，其結果可能是持續失業。當凱因斯撰寫與出版《就業、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》（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）一書時，正值一九三○年代大蕭條之際，當時的情勢自然也給予他的論點不少支撐。只要睜開眼睛就能知道凱因斯的理論所言非虛。

　　所謂凱因斯革命於是出現。此後，不僅左派人士接受，右派人士也同樣認為，欲補償需求的短缺並保障需求不致過度，國家有必要採取經過良好設計的善意干預。國家可以運用兩個基本機制進行這項干預，第一個機制是公共預算。透過預算赤字或盈餘，它可以增加或減少民間可用的需求。另一個干預工具是中央銀行，它可以鼓勵或不鼓勵商業銀行貸款，也可以透過因而導致的利率異動，或鼓勵、或不鼓勵投資資金的消費，以及隨而產生的對商品與服務之需求。於是總體繼濟論就此誕生。

　　本書所關切的經濟理念基本結構，也因而誕生。基本上，本書要討論的是有關個體經濟論的事。如前文所述，在凱因斯革命之後，個體經濟論理念大體而言與過去沒有多大差異──它在亞當•斯密之後兩世紀的演變裡，仍然大同小異。市場仍然主導；消費者仍然至上；利潤的追求仍然不僅是主要、也是唯一的動機。這種追求仍然由公司所有人或其直接代理人進行，儘管有壟斷或不完全競爭的例外情況，個體經濟論的表現仍然理想。凱因斯只是舉出經濟體系顯見的缺失，失業與不景氣重現的趨勢，並將這些問題交給政府或中央銀行促其……